正月十五赏花灯起源于汉代祭太一神与“与民同乐”的双重传统，经魏晋佛道融合、隋唐制度化、宋元普及至明清地域化发展，最终成为国家级非遗。
正月十五赏花灯的习俗，源于汉代宫廷对“太一神”的彻夜祭祀与东汉明帝时期“燃灯表佛”的宗教实践。此后经魏晋南北朝佛道融合、隋唐制度化推广、宋元全民普及，逐步演化为以灯火为媒介、贯通信仰、礼俗与审美的复合型节俗。以下是该习俗起源与演变的关键脉络：
一、汉代：祭神燃灯与“与民同乐”的双重起点
汉武帝于正月十五在甘泉宫设坛祭祀主宰宇宙的“太一神”，因仪式需通宵进行，遂命终夜点灯照明，此为官方燃灯之始。与此同时，汉文帝平定“诸吕之乱”后，亦选定正月十五颁诏“与民同乐”，令京城彻夜张灯，使原本肃穆的祭祀灯火首次承载民间欢庆功能。两种动因并存，奠定了花灯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基因。
1、司马迁制定《太初历》时，已将正月十五列为重大节日，确立其时间合法性。
2、长安城内士族庶民同步挂灯，打破阶层界限，形成早期“全民点灯”雏形。
二、魏晋至隋：佛道合流催生灯俗内涵拓展
东汉明帝永平年间，蔡愔自印度求法归来，述及摩喝陀国僧众于正月十五瞻仰佛舍利的盛况。明帝遂敕令宫中与寺院“燃灯表佛”，使灯火被赋予佛法光明普照的象征意义。道教“三元说”随后将正月十五定为“上元节”，对应天官赐福，进一步强化灯火作为祈福媒介的功能。佛道仪轨相互渗透，使花灯从单一祭祀工具升华为融信仰、祈愿、庆典于一体的民俗载体。
1、梁武帝笃信佛教，在宫中大规模张灯，推动灯事向南朝扩散。
2、北朝民间出现“火把节”遗风，乡民持火把驱虫祈丰，与宫廷灯仪形成南北呼应。
三、唐代：法定灯会与三日观灯制的确立
唐代实行“上元观灯”国家礼制，将赏灯正式纳入岁时节令体系。灯会由凉州延展至扬州，规模空前，“作灯轮高二十丈，衣以锦绮，饰以金银，燃五万盏灯”。时间上形成“十三上灯、十四试灯、十五正灯”的三日流程，使赏灯活动具备明确节奏与仪式纵深，不再限于单夜狂欢。
1、长安城取消宵禁三日，百姓可自由穿行街市观灯，坊市灯火连成不夜天。
2、西域胡商携琉璃灯、走马灯入长安，促进灯具形制与工艺的跨文化融合。
四、宋代：五日灯市与灯谜文化的成熟
宋代将灯期延长至五日，开封府设立固定灯市，形成商业化、规模化节俗空间。灯彩制作日趋精巧，出现以纸为材、染色缀条的轻质花灯，胜芳花灯即在此阶段成型。更重要的是，“灯谜”作为文字游戏被系统嵌入灯会结构——谜面书于灯上，供人猜射，使赏灯从视觉享受延伸至智识参与，完成民俗活动由感官层面向文化层面的跃升。
1、《东京梦华录》载汴京灯市“灯山上彩，金碧相射，锦绣交辉”，市民通宵游观。
2、灯谜设格分类，如卷帘格、秋千格等达24种，形成独立的文字解谜传统。
五、明清至今：地域分化与非遗活态传承
明清时期，花灯制作与赏灯形式随地域文化深度本土化。西安城墙灯会延续唐代“上元观灯”古意；秦淮灯会整合扎灯、刻纸、绘画等多项非遗技艺；自贡灯彩以恐龙主题组灯突破传统题材边界；泉州刻纸灯则解构骨架结构，实现镂空光影新表达。南昌绳金塔灯会更将赏灯与市井烟火、文化展演深度融合，凸显民俗的生活实感。
1、胜芳花灯以亭台禽鱼虫花卉为题材，染色纸缀华丽细条，色彩浓烈夺目。
2、2008年6月，元宵节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赏花灯成为核心保护内容。
